前言
大亚美尼亚与西里西亚均为欧亚交通的连接点，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两个亚美尼亚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商业价值。公元4世纪罗马与波斯签订协议瓜分了亚美尼亚，但也赢得了较长时间的和平，这也是亚美尼亚经济上获得极大发展的时期，亚美尼亚城市因处于连接地中海与中国、印度、中亚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而繁荣。
公元7世纪以后，亚美尼亚人在阿拉伯人的控制下生活了近年，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亚美尼亚人伴随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参与着东西方贸易。而在蒙古统治下，富有的亚美尼亚商人成为13世纪的新贵族。
当蒙古入侵亚美尼亚的城市时，居民或被屠杀或成为奴隶，但商人却得到额外的关照，一些亚美尼亚商人还充当了旭烈兀的特使，他们继续或扩展到中国的贸易路线。西里西亚突出的商业价值，除了其本身的地理位置，还与当时变化的国际环境有关。
在所有西亚地区陷入穆斯林之手以后，商队开始转移到位于印度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样一来，以前与小亚细亚希腊地区之间联系的贸易，现在变成直接与西里西亚联系，西里西亚成为西方航海者的新汇集地。
13世纪中叶西里西亚与蒙古的联盟，使西里西亚王国更加稳固发展，贸易安全也有了保证。对欧洲人尤其是威尼斯人来说，西里西亚的港口作为连接亚洲贸易路线的安全港口，其重要性日益增强。
西里西亚王国获得极大发展的方面主要是贸易，其海岸线分布着不少重要港口，特别是莱亚，13世纪后半叶，“它是连接欧洲和远东的重要港口”。年马可·波罗前往中国时，曾经停莱亚。他写道:“他们有一座沿海城市，名为莱亚，那里有大量的货物。所有的香料、丝绸、金器以及其它来自内陆的贵重物品都汇集到那里。
威尼斯、热那亚以及其它国家的商人，都到那里去售卖他们的货物，同时购买他们所匮乏的东西。无论是商人还是其他人要到内陆(东方)去，他们都要途经莱亚。”蒙元时期两个亚美尼亚的贸易发展与安全保障，与驿站、商站的设立有着密切联系。
蒙古贵族与亚美尼亚贵族等共同参与建设穿越安纳托利亚及邻近地区路线上的商站、客栈，这些或由官方或由个人控制，目的都是为了刺激贸易和保证旅行者的安全。由于蒙古帝国的建立，“陆路得到系统地监督和保护，从而推动了欧亚大陆的贸易”。
随着元朝的建立，尤其是年南宋的灭亡，蒙古人的政权完全控制了整个中国的海上贸易路线，加上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频繁的经济贸易联系，因此亚美尼亚人前往中国的海上路线也是畅通的。
14世纪中叶裴哥罗梯撰写的《通商指南》提到，亚美尼亚语是从事地中海到中国的贸易中所必备的16种语言之一。同样在14世纪，也门的一部手稿用六种语言平行罗列了与贸易有关的词汇，这六种语言是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和蒙古语。
鄂多立克从孟买乘船前往中国时，船因无风而抛锚，船长用亚美尼亚语与他对话，这说明往来海上通道的人对亚美尼亚语相当熟悉，这也是亚美尼亚人广泛参与东西方贸易的明证。“由于东西方商品的流动，亚美尼亚成为蒙古帝国和平时期的积极参与者与获利者。”
对蒙古来说，两个亚美尼亚的臣服，除了获得军队与军需的援助，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控制通往西方的国际贸易路线。贯穿亚美尼亚土地的贸易路线对所有与之交界的大国都极有价值，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早就广泛参与了国际性贸易。
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美尼亚的贸易范围不断扩大，从中国、印度到西欧，从埃及、巴勒斯坦到俄罗斯。对游牧者来说，“战争与贸易并不矛盾，相反，贸易包括战争”。因此蒙古征伐的目的除了扩张领土，就是扩大贸易。蒙古通过征服的方式直接控制了高加索地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所有路线。
这时期的西里西亚不仅有通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通往波斯和印度的贸易路线，其许多港口也是地中海沿岸与东方增强联系的重要连接点。“蒙古人竭力想占领从中国到中亚、从印度洋到地中海更为重要的商道”，西里西亚的主动屈服，使蒙古轻易地将贸易势力扩展到地中海东岸，从西里西亚的国际贸易中获益。
亚美尼亚基督教与蒙古帝国的宗教宽容自成吉思汗始，蒙古人对被征服者的政策是，“纳款投诚者，一律免遭他们凶残的暴虐和凌辱”，优待不同宗教，“对各教一视同仁，不分彼此”
“免除各教中有学识者的各种临时赋税和差发的科扰”。—年蒙古军队首次入侵大亚美尼亚时，一些历史学家说他们是“蝗虫群或暴雨”，是“嗜血成性”的凶残之人。当与蒙古征服者有了直接接触后，亚美尼亚人应该是获悉了蒙古人对待被征服者的政策，并了解到很多蒙古宗王的妃子和高级官员都是基督教徒，这使部分亚美尼亚人转变了对蒙古人的态度。
不可否认，一些蒙古将领的景教徒妻子确实支持和保护了高加索地区的基督徒，如高加索主教涅尔谢斯在一位蒙古将领的景教徒妻子的帮助下恢复了席位，她还要求他的两个儿子要礼遇涅尔谢斯。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虽然景教徒与亚美尼亚基督教徒派别不同，但这些信仰景教的妃子对同教之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同时蒙古人中的基督教妇女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极大鼓舞了当时的亚美尼亚基督教徒。
蒙古人给予亚美尼亚圣职人员的优待，虽然与蒙古贵族中的基督徒有关，但试图减少被征服者的敌意和反叛的意识才是蒙古征服者宗教宽容的目的。蒙古征服者意识到，亚美尼亚教会是社会的积极因素，它在确保这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亚美尼亚教会与贵族是利益共同体，大部分教堂主要的圣职人员是世俗贵族的亲属，亚美尼亚贵族以捐赠的方式将土地托给教堂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因此，亚美尼亚圣职人员支持亚美尼亚贵族与蒙古人缔结，而大部分亚美尼亚贵族也愿意归顺蒙古，这样他们都能从中获得实际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圣职人员可以获得免税的好处，而贵族仍然保留他们的领地与权势，甚至有所扩大。
同样地，西里西亚的贵族与圣职人员也支持国王海屯一世与蒙古人结盟。如前所述，当蒙古大军兵抵西里西亚国境时，海屯一世“乃商得国内诸贵人之同意”，才决定向蒙古人屈服，这里的贵人指的就是西里西亚贵族与圣职人员。
另外，蒙古统治阶级中有不少基督教徒的事实，让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相信与蒙古人结盟可以共同抵抗穆斯林，能够帮助他们解放圣地。而西里西亚向来与拉丁世界关系密切，它在推动蒙古与欧洲的友好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年，西里西亚军队总指挥官斯姆巴特从撒马尔罕写信给他的姐夫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描绘了他出使蒙古的情况。这封信指出，在可汗宫廷前面建造了一座教堂，表明可汗和他的人民已经成为基督教徒。
在斯姆巴特出使蒙古之前，欧洲派往蒙古的使团均因蒙古征服者的“傲慢”而宣告失败，这封信强调了基督教在蒙古的重要性，证实了之前欧洲使团关于蒙古地区大量基督教徒的报告，极大鼓舞了欧洲，欧洲决定再次向蒙古派遣使团。
海屯国王极力推动欧洲基督教与蒙古联盟，海屯的女婿安提阿国王波赫蒙得六世效法海屯，很快与蒙古联盟。西里西亚亚美尼亚推动欧洲基督教与蒙古联盟的努力一直持续到它与蒙古关系的终结。
由于两个亚美尼亚与蒙古之间较长时间的和平，许多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前往东方，他们之中除了使节外，有传教士、商人、士兵、工匠，尤其是为军需而设的驿站对商人、传教士等开放以后，络绎不绝的人员往来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物质与精神的交流。
“他们从亚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道路，在他们的军队过去以后，他们把这条大道开放给商人和传教士，使东方和西方在经济上和精神上进行交流成为可能。”法国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于—年之间游历东方，在他主要经停的地方几乎都能发现亚美尼亚基督教徒。
他在撒里塔(拔都之子)的营帐里遇见了懂突厥语和阿拉伯语的亚美尼亚教士，他们除了履行宗教职责外，还受雇为翻译。他在蒙哥汗的营地发现有一座亚美尼亚的小教堂，教堂僧侣叫薛儿吉思，他声称要为蒙古施洗。由于蒙古的宗教宽容，给当时基督教世界的人们造成了错误的印象，许多圣职人员相信蒙古最高统治者会受洗，亚美尼亚人也持有这种想法。
鲁布鲁克不相信薛儿吉思能够给蒙哥汗施洗，但这个亚美尼亚僧侣在蒙古宫廷受到欢迎是无疑的，因为他被允许为蒙哥汗以及他的妃子们和子女们祈福。鲁布鲁克提到，在蒙古的营地宫廷，庆祝的宗教节日中包括亚美尼亚的五天斋戒节、七旬节礼拜日(即亚美尼亚人的复活节)，表明这里应该有为数不少的亚美尼亚人。
“尽管威廉·鲁布鲁克没有提到其他亚美尼亚圣职人员的名字，但他指出了他们的存在。”当时的哈剌和林是帝国的中心，是世界性大都市，“是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匈牙利人、阿兰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当然还有汉人和中亚人等民族自由交往杂处之地”。
鲁布鲁克提到，在哈剌和林有一座大的基督教堂，教堂附近有一个亚美尼亚的礼拜堂，复活节那天，很多基督教徒都汇聚到这个大的教堂来庆祝节日，其中就有亚美尼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