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恺撒于阿非利加战事结束后，返回罗马。不久，元老院为他举行了四次盛大的凯旋式：即对高卢、埃及、本都和阿非利加的凯旋。凯旋之后，恺撒又慷慨地偿付了答应给军队的赏赐。每一普通战士得到了阿提卡的德拉克玛，百人队长加倍，军团司令官和骑兵长官再加倍。
此外，他还给罗马居民发放了许多钱币和粮食，为他们举行了有桌的盛大宴会。随着内战的结束，恺撒的权力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前46年，他被元老院任命为任期十年的独裁官，并有权拥有侍从72人。公元前44年，元老院再次通过决议，把他任命为终身独裁官（Dictatorinperpetuum)。此外，他还通过各种途径拥有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大元帅（Imperator)、风俗长官（Praefectummorum)、大祭司长等头衔。
名义上，罗马的共和制度依然存在，公民大会和元老院会议照常召开，每年的官职选举也按时进行，但实际上，罗马的一切权力都已集中在恺撒手中。对于恺撒来说，内战的胜利以及权力的集中固然重要，因为它消灭了自己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然而，他所面临的困难并不因为庞培的失败而消失，也并不因其掌握共和国的全权而减少。原先的社会矛盾不但始终没有解决，而新的社会矛盾又有了发展。公元前47年，包括恺撒嫡系军团－第十军团在内的许多士兵因对恺撒不满而发动兵变。尽管这一背叛行为很快就被平息下去，但它从侧面反映了战后矛盾的尖锐。面对当时罗马错综复杂的局面，摆在恺撒面前的惟一出路便是改革。
概括起来，恺撒的改革主要可以分为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对老兵分配土地。把土地分给老兵，并非恺撒所倡，早在马略和苏拉时期就进行过。不过与过去做法不同的是：恺撒的土地分配并不是由公民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负责进行的，而是由他的部将领导进行的。而且他所分配的土地主要来自公有或他私人的土地，而不像苏拉那样从私人地主手里夺回来的。所以不存在夺取者和被夺取者之间的矛盾。此外，恺撒在分配土地的同时，还给这些土地获得者购置了一定的工具。据统计，通过这一措施，大约有十多万老兵获得了土地，光在意大利境外得到土地的就达八万多人。
第二，颁布自治市法（LexJuliaMunicipolis)。该法所涉及的主要是城市管理和体制方面的问题。法律规定了自治市议员（decurio)的竞选条件，扩大了各自治市自身的权力。此外，法律还就罗马本城的城市福利设施做了规定。自此，罗马城开始从“帝国的首都”下降到与自治市平行的地位。
第三，进行人口普查，防止公民外流。人口普查的结果是罗马公民的人数下降了一半。为了积极医治内战给罗马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扭转自内战以来公民人数迅速下降的趋势，恺撒规定：凡是20岁以上、40岁以下未宣誓入伍的公民皆不得在意大利境外长期定居（3年以上）；除作为武官和行政官吏的随员以外，任何元老的儿子都不得出境居住。与此同时，他还发布命令：授予当时居住在罗马的医生和各种学艺的教师（Liberalinuartiumdoetores)以公民权。苏埃托尼乌斯认为：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吸引更多的医生和教师前来罗马居住。
第四，以最高祭司的身分发布命令，解散被克劳狄乌斯恢复起来的祭司团（那些最古老的除外）。这一措施在当时不仅具有宗教意义，而且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些祭司团自古以来就是平民集中的地方，是民主鼓动的发源地，对它的取缔，不但有利于恺撒自身地位的巩固，而且也有利于各项独裁措施的施行。
第五，改组元老院。恺撒不但把元老院人数增至人，而且还把许多非贵族出身的人选入元老院。他们或来自军人，或来自被释奴隶，或来自行省贵族，即那些不久前刚刚取得罗马公民权的人。恺撒对元老院的改革，不但在地域上而且在社会阶层方面都突破了公民社会的界限，它客观上起到了扩大统治基础的作用。
第六，增加高级官吏的数目。财务官由原来的20人增至40人；市政官由4人增至6人；行政长官由8人增至16人。他规定：这些官吏的一半要由人民选出，另一半则由他亲自指定。这一措施既适应了罗马领土扩大的需要，又加强了恺撒对行政官吏的控制。
第七，改善和加强行省官吏的管理制度。独裁期间，恺撒颁布了反对行省官吏勒索和舞弊的法令；明确规定了行省官员的任期年限，执政官级的一般为2年，行政长官级的一般为1年。任职期间，他们不得掌有军权，而只有一般的司法和行政权。
第八，改革历法。恺撒以前，罗马通用的旧历每年只有日，为了配合太阳年，由大祭司团颁布岁历，他们分别在每4年中的第二年和第四年年底加入两个闰月（mercedonius或Intercalaris)，一次是22日，一次是23日。这样罗马的一年便等于/4日，实际上已与太阳年不符，再加上共和末年，政治混乱，由豪门贵族所控制的大祭司团，或疏忽了插闰月，或在自己所喜欢的官吏执政的一年，硬插一个闻月，以延长其任期，这样，至恺撤时代，罗马旧历已跟太阳历相差甚遍（公元前46年，整整超过太阳年80日），克出现了小麦收割不在复，收获不在秋季的局面。
恺撤在亚历山大里亚天文学家素西動sigenes)的协助下，在吸取埃及太阳历长处的基础上，调整了多历法。规定一年为天，其中天分置在12个月中，零数由每4年在2月中加1日补足。新历于公元前45年元旦起实行。
在欧洲，这一历法一直使用到16世纪即教此外，恺撒还打算在塔尔佩伊乌斯岩（TarpeiusMons)附近修建一座宏伟的马尔斯神庙；建筑一条从亚得里亚海经亚平宁山至第伯河君”的大道；排干彭普提姆沼泽（PeludesPomptinae)，放走福奇努斯湖（LacusFucinus)湖水；挖通伊斯特穆斯地峡等。至于军事方面，他打算带兵阻止入侵本都和色雷斯的达西亚人，然后经小亚美尼亚对帕提亚人进行战争。
应当指出，恺撒所解决的问题都是当时政治和经济形势所提出的新现实问题，是罗马社会矛盾和弊端之所在。恺撒改革不仅适应了罗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适应了意大利和行省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客明观上促进了罗马政府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进程，而且对整个帝国的罗马化以及帝国政府的最后形成都起了奠基的作用。尽管恺撒在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他的行动也未必全部越出了共和制的轨道，但他的实践却确实给罗马共和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促进了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变。
当然，恺撒的独裁和改革也触及了元老贵族的传统利益，他们在表面上尽管支持恺撒的独裁政策，但在暗地里却加紧了颠覆恺撒政权的活动。公元前44年3月15日，这些固守共和传统的元老们终于在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的带领下于元老院议事厅刺死了恺撤。然而，剩杀恺撒的共和派万万没有想到，恺撤的被刺不但挽救不了共和制度的灭亡，相反却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加速了共和制的覆亡。
四、后三头政治
1、后三头政治的形成
后三头政治的出现完全是当时罗马形势发展的产物。公元前44年3月，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等在谋杀恺撒以前曾天真地认为：只要杀死恺撒，共和国便能马上复活，人民也将以“刺杀暴君的英雄”来欢迎他们。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远非如此。刺杀事件以后，尽管有许多元老出来替阴谋者说话，历数恺撒的暴行，布鲁图斯本人还只身来到广场向集会的公民陈述刺杀暴君的意义，但人民并未因此而起来支持他们。恺撒遇刺后的第二天即3月17日，元老院在执政官安敦尼的主持下召开会议，讨论对谋杀恺撒的处理意见。
在会上，有人宣布恺撒为“暴君”，并把谋杀恺撒的人称作诛戮暴君的英雄，但更多的元老却不同意上述意见。因为如果宣布恺撒为“暴君”，那就意味着恺撒发布的一切命令（如分配土地、赏赐、官职和任命等）都将无效，他们已经获得的任命也将取消。大会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终于采纳了西塞罗的折中意见，即宣布大赦杀死恺撒的凶手；批准恺撒的一切命令，对恺撒举行公葬；将审查死者文件的事宜委托给安敦尼。
3月19日，执政官安敦尼向人民宣读了恺撒的遗嘱。遗嘱指定自已姐姐的三个孩子为自己财产的继承人，其中盖约·屋大维获得其财产的3/4，鲁修斯·皮那留斯和昆图斯·拜狄乌斯获得其余的1/4。遗嘱将恺撒位于第伯河畔的豪华花园赠与罗马人民，作为公共花园；并对罗马城内当时还活着的每个罗马人赠予75阿底卡德拉克玛。在遗嘱的末尾，恺撒决定将屋大维过继为家庭成员，把自己的名字传给他（此后屋大维改名为盖约·朱理亚·恺撒·屋大维），并指定D.布鲁图斯为第二继承人。
3月20日，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火葬仪式，安敦尼发表了悲壮的葬礼演说，并令人举起了蜡制的肖像，使人们看到了凶手们残酷地扎在恺撤身上各部位的23处伤口。人民在目击了这种悲惨景象后，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他们“束紧腰带，焚毁恺撤在那里被杀害的元老院议事厅，并到处寻找凶手。
布鲁图斯和客型底斯见势不妙，便匆匆逃往希腊。罗马再次陷入混乱之中。当时，城内形势相当复杂，各派势力势均力敌。最初，恺撒派挑起平民暴动的目的就在于制造混乱，乱中夺权。他们认为：只要罗马一乱，元老院就会向他们请求援助，从而扩大其在罗马的权力。但是事情并非如此，元老院不但没有向恺撒派请求援助，相反却谴责安教尼挑起事端。恺撒派在其计划遭到破产以后，被迫牺牲平民一方，向元老院表示妥协。
在元老院会议上，安敦尼和雷必达同意恢复元老院的最高权力和人民大会的自主权等共和制宪法。为了确保与元老贵族共和派的和解，安敦尼和雷必达甚至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共和派那里充作人质。不久以后，他们又动用了军队，镇压了罗马的平民暴动。尽管如此，元老院大多数人却还是不信任安敦尼，把他看成是恺撒的继承人。安敦尼准备在他的执政官任期满后统治高卢，以便对罗马实行监督。但高卢还在恺撒活着的时候便被指定给D.布鲁图斯了。
为此，安敦尼首先向元老院求援，但受到了大多数元老的拒绝。于是，他不得不于公元前44年6月向公民大会提交了“行省交换法案”。法案不久便得到了通过。根据这一法律，高卢被移交给安敦尼，D.布鲁图斯被换往马其顿，多拉贝拉得到了叙利亚。元老院对于这一法律不但不予承认，而且还组织力量对安敦尼及其法律进行攻击。
这样，安敦尼和元老院之间的短暂联盟也就宣告结束了。正当安敦尼与元老院的联盟破产之时，在罗马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要求者。这个人就是盖约·屋大维。屋大维是恺撒的姐姐朱理亚的女儿阿契亚（Atia)的儿子。恺批在遗嘱里收他为义子，并立他为自己的继承人。屋大维早年丧父，由辨无养长大。当恺撒撤被杀的消息传到希腊时，他还在伊利里古姆的问波罗尼亚学习。
在其朋友的怂恿和鼓励下，他决定回到罗马去提出自已的继承权。在返回罗马的路上，他得到了恺撒老兵的热烈欢迎。但在到达罗马后，他却受到了安敦尼的冷遇和蔑视。安敦尼不但没有派人前往迎接，而且还常常以恺撒继承人的神态训斥屋大维，阻止屋大维继承恺撒的遗产。对于安敦尼对他的排斥和不容，屋大维深感不满。但只因当时势孤力单，只得向安敦尼的敌人西塞罗和元老院接近。
元老院对于安敦尼和屋大维的不和，感到非常庆幸。他们为了彻底分裂并搞垮恺撒派的势力，不惜破例扶植屋大维上台。不久，屋大维被提升为元老成员。元老院甚至同意给他新招募的两个马其顿军团支付饷银。
公元前43年，安敦尼率军到达山南高卢，准备接任山南高卢总督之职，但是D.布鲁图斯却闭居穆提那并拒绝交出总督大权。于是安敦尼就下令包围穆提那城。历史上有名的“穆提那战争”由此爆发。战争开始以后，元老院根据西塞罗的提议，把安敦尼宣布为“公敌”，并派遣执政官的军队前往高卢。屋大维及其他在意大利集合起来的五个军团也一同前往。屋大维和两位执政官一道被授予军队的最高统治权。经过两次激战，安敦尼惨败，其残部被迫退往北部的那尔旁高卢。然而，这次战争对政府而言，损失也不小，两名执政官都因此阵亡。
就元老院而言，他们命令屋大维带军前往作战的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让恺撒派互相火并，互相残杀，以便在战争中削弱双方的力量；是希望通过战争夺取屋大维刚刚建立起来的五个军团。所以一旦他们自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后，便不惜把屋大维抛向一边。在战后对军队发表的感谢演说中，元老院不但没有表彰屋大维的功绩，甚至连屋大维的名字也没有提到。此外，元老院还不许他庆祝任何胜利，不许他举行任何小凯旋式（Ovatia)。保守派甚至散布谣言，对他进行攻击。比如说他在穆提那作战时胆小怯儒，对执政官潘撤之死负有责任。
更糟的是，元老院竟然命令他把自己的军队交给D.布鲁图斯，并背者他与军队进行谈判。屋人维对于元老院对他的排挤和漠视，感到极为货慨。元老院和屋大维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公元前43年8月，屋大维以元老院拒绝他担任执政官为由，亲率八个军团，开进罗马。元老院和人民因慑于屋大维使用武力，故一致屈服于他的意旨，选举他和他的亲戚克温图斯。
佩狄乌斯为公元前43年度剩余时间的执政官。屋大维就任执政官后，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宣布刺杀恺撒的凶手为公敌，并成立了一个特别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第二件事便是和安敦尼修好。他撤销了反对安敦尼和雷必达的一切措施，并写信给雷必达，请求雷必达代为向安敦尼斡旋。当时，安敦尼已经从穆提那失败中恢复过来。他成功地实现了与那尔旁高卢总督雷必达的会合，并在雷必达的帮助下，结识了许多驻守在高卢地区的军事首领，聚集了一支拥兵达23个军团的庞大军队。但从穆提那战争的失利中，他也确实意识到元老院势力的强大以及藐视屋大维的错误，从而促使他改变对屋大维的政策。
公元前43年11月，屋大维、安敦尼与雷必达三人在北意大利的波伦亚（Bologna)附近正式会晤。三位领袖当着军队的面，宣布和好，并在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即刺杀恺撒的凶手及支持凶手的元老院反对派的基础上达成协议：（1)宣布屋大维辞去执政官职务，在这一年的剩余时间内由文提狄乌斯继任。（2)通过法律，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长官职位，以平定内部纠纷。这一职位由屋大维、安敦尼和雷必达三人担任，任期5年。就任此职者皆享有执政官的权力。（3)在这期间，罗马城内的行政官吏皆由他们三人共同指定。（4)决定在三人之间分配行省。安敦尼取得了统辖高卢地区（除掉那尔旁高卢）的权力；雷必达得到了那尔旁高卢和西班牙；屋大维则占有阿非利加、撒丁尼亚和西西里以及附近的其他岛屿。至此，以“安定国家秩序”为掩饰的后三头政治正式形成。后三头同盟与前三头同盟一样，都是罗马共和国向君主专制过渡时期的政权形式。它们之间的惟一不同便是：前者是秘密的，而后者则是公开的。
2、后三头的统治
公元前43年11月底，三头带兵进攻罗马。占领罗马以后，他们便立刻解散了原来的政府，并假借公民大会的决议批准了他们的地们这样，后三头事实上也就获取了在5年内独立处置国家事务的大权（triumvirireipublicaeconstituendae)。后三头在掌握国家大权以后，便在罗马实行了令人生畏的恐怖统治。他们打着“为恺撒报仇”的旗号，发布“公敌宣告”。
在公布的公故名单中，既有杀害恺撒的凶手，又有三头的私人仇敌；既有三头的亲属，也有罗马的巨富。为了尽快消灭公敌人员，他们还发布公告，规定：凡是杀死公敌者，皆有重赏；每杀死一个公敌，自由人可得2阿底卡德拉克玛；奴隶则可得阿底卡德拉克玛并获取自由；凡告发隐藏的人也受到杀死公敌者同样的奖赏；凡收留逃亡者或隐藏不报者、或拒绝搜查者皆应受到和被宣布为公敌者同样的惩罚。通过这次“公敌宣告”，大约有名元老被杀，名骑士丧生，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至于后三头为什么要实行“公敌宣告”，这固然与恺撒派向共和派算账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经济原因。
因为对于后三头来说要消灭共和派的力量就必须有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而在当时要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金钱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东方，罗马的所有税收都已被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所占有；在欧罗巴，特别是在意大利，由于长期的战争和各种勒索，经济已经枯竭；而原先贮备丰富的罗马国库也在恺撒开启后所存无几。所以摆在后三头面前的办法便是像苏拉那样进行剥夺，而公敌宣告的结果也确实使他们得到了满足。后三头和一些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都因此发了横财，他们的老兵也从中得到了18座最富城市的土地。
然而，就在后三头在意大利横行霸道，瓜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共和派的势力已经在海外有了快速的发展。在西部，孟达战役的幸存者塞克斯图斯·庞培已经摆脱了海盗生活，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统治者。他不但控制着地中海的西部海域，而且还攻占了西西里，随时都可以切断海外对罗马的产品供应，扰乱罗马人的生活秩序。在东方，共和派的力量更加强大，所有这里的行省都已掌握在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手中，他们已经洗劫了亚细亚的城市，消灭了各种不满势力，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
在初期，布鲁图斯和喀西乌斯都是分头行动，布鲁图斯在伊利里古姆和马其顿地区，喀西乌斯在叙利亚地区。但是到公元前42年，两军开始在小亚细亚汇合，并积极进行反攻意大利的准备工作。这样，意大利很可能会处在两面受敌的困境之中。为了摆脱眼前的困难，安敦尼和屋大维决定在慑服意大利后，迅速前往巴尔干，与驻扎在东方的共和派大军进行决战。公元前42年10月，共和派和恺撒派双方在马其顿的腓力比（Philippi)发生激战。当时，就双方的实力而言，可以说不分上下。双方都占有十九个军团的步兵，虽然在军队的素质和训练水平方面，恺撒派略占上风，但骑兵的优势却在共和派方面。然而战斗的结果，却是共和派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结语
共和派首领喀西乌斯和布鲁图斯相继自杀。腓力比之战是共和势力向独裁势力发动的最后一次殊死搏斗。此后，共和势力便再也没有力量与独裁势力抗衡了。共和国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参考资料
《内战史》